北宋宣和年间场内股票配资，京东、河北一带盗贼四起，官军屡剿不靖，朝廷文书里常用一句话形容局面：“盗作于外，吏乱于内。”如果把视线从汴梁城门外那一片硝烟抽回来，落到梁山泊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单上，会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：看似简单的一张座次表，背后却是彻头彻尾的一盘权力棋。
很多人一翻名单，心里就犯嘀咕：鲁智深排第十三，武松排第十四，这俩人是不是被宋江、吴用“压”了下去？换句话说，是不是吃了亏？
耐心把名单同人物经历一对照，局面就变了味儿：这俩人不但没吃亏，还相当于被“捧”了一把，只不过捧得不动声色而已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样的安排，一边堵住了鲁智深、武松这两位火爆脾气的嘴，一边又让一大批原本各山头的老大暗暗不忿——原来大家都是独霸一方的好汉，到了梁山，却要给天罡正将们打下手。宋江和吴用的高明，就埋在这种看似不公平、实则极见深意的等级划分之中。
一、从封官入手：天罡、地煞之间的隐形鸿沟
很多读者看梁山排座次，只盯着“老几、老几”这些名头。可在那个时代，名头只是表面，真正扎心的，是后面承接的官职和实打实的待遇。
梁山受招安后，朝廷给出的封赏有章可循。天罡三十六人，一律为“正将”，地煞七十二人，就是副将、偏将。看起来都挂了个“头领”的名号，实际上差得不是一星半点。
史书里，《宋史·职官志》对武职等级记得很清楚：武节将军，大致是正六品；武奕郎，却只是从七品。这中间，隔着一整个台阶。换成今天比较好懂的说法：一个是团职军官，一个可能连营都够不上，只能算基层小头目。
梁山这边的安排就很鲜明：天罡正将，哪怕战功并不突出，也普遍能捞到武节将军、诸州统制这类实打实的军职；地煞副将，哪怕在辽国、田虎、王庆、方腊几场仗里出生入死，最后很多人也就落个武奕郎、都统领这样的虚头衔。
病尉迟孙立就是典型的例子。登州兵马提辖，那是地方上货真价实的武佐官，品秩在正六品或从六品之间，放在军队体系里，妥妥是实权军官。结果上梁山后，打了一通硬仗，受招安后降回了“从七品”的统领，算起来反而矮了一头。
孙立心里服不服？不好说。但这种“降维使用”的尴尬，不止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
樊瑞在芒砀山是“一方魔王”，燕顺在清风山也算得上首领人物，到了梁山，全砍成地煞副将。上阵时，他们不够资格单独领兵，多数要给天罡座次里的老大们做配，将在外，而命系他人手上。这种心理失衡，很难没有。
偏偏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鲁智深、武松这两位，却被推到了第十三、第十四的天罡序列之中。和孙立、樊瑞、燕顺这些“出身山头老大”的地煞副将比，比上可能不占优势，比下却已经明显占了便宜。
从制度和封官的角度看，这两位的位置，其实不低。
二、钱、面子、关系：排座次的真正“筹码”
再往前看，就更有意思了。排在鲁智深、武松前面的十二人，前八位基本没有争议：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、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，这几位无论出身、名望还是用兵、武艺，都有足够理由站在前面。
争议集中在另外三人：柴进、李应、朱仝。很多人一看，心里就不平衡：论力气拼命，这三位能比过鲁智深、武松？似乎差得多。
问题在于，梁山从来不是纯粹的“擂台赛”，而是一锅裹着江湖规矩、官场规则、银子、人情的乱炖。真要说谁能为梁山“办事”，就不能只看刀枪。
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在宋江这类胥吏眼里，钱压根就不是鬼推磨的问题，而是“钱多了，磨都能推鬼”。
宋江的身份，是个关键点。他在郓城县当押司，属于典型的“胥吏”阶层，不是正式官员，没有朝廷俸禄。日常收入，靠的就是县令“自收自支”的默许，和各式各样的“润笔费”。
再加上一个致命标记——“忤逆”。宋太公在县衙公开立文，将宋江逐出族籍，理由是“忤逆”。照汉律传统，忤逆属于十恶之一，理论上是可以治以极刑的重罪。虽然到了宋代，操作上有所缓和，但这样的污点在身，别说科举入仕，连正经官路都彻底断了。
胥吏和宦官有一点很像：没有上升通道，剩下的，是对钱的极度执着。稍微翻一翻宋代诉讼、幕职的资料就会发现，大部分县衙基层胥吏，在百姓口碑里都离不开“贪”“刻薄”这类评价。宋江这种“黑白两道都混得开”的押司，能不看钱脸色行事吗？
站在宋江的立场看人，标准就不同了。武功高不高是一方面，能不能提供钱、地盘、人脉，是另一方面，而且往往更要紧。
柴进是个什么成色？书里交代得很明白，他是皇族后裔，家中庄田无数，“但有投奔来者，随分济助”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手里有一块遮天的金字招牌——“皇恩浩荡”的赐免牌，这块牌子一挂，地方官见了都要让三分。对宋江来说，这不仅是金银，更是一条“护身符”。
于是就有了那一幕：宋江杀阎婆惜被通缉逃亡时，柴进“高接远迎，倾财相待”；而武松病卧在柴家庄的柴房时，柴进却是“敷衍过场”，并没有倾力相助。这种差别，在江湖上就是赤裸裸的态度：谁是能帮自己未来布局的人，谁只是个好汉兄弟，一目了然。
李应虽然不如柴进“带皇字”，但在祝家庄一带却是实打实的豪富庄主。宋江看人，已经习惯用“有没有家私”来衡量。三打祝家庄时，李应保持中立，没出大力，也没出大错。但在梁山立足后，李应的钱、地、人手，都成了可运用的资源。
有意思的是，对比一下武松、鲁智深进梁山的过程，就更清楚：这两位要有钱，上手就是“散”，要么周济穷人，要么和兄弟仗义花销。宋江这边，想从他们身上挖出一文回馈，几乎不可能。柴进、李应却不一样——懂得把钱用在“刀刃上”，懂得往宋江这条线持续“输血”。
朱仝的情况略有不同。他本身是个县都头，但家底不薄，关键时刻肯出血。宋江杀惜案发后，朱仝是怎么帮宋江摆平的？书里写得明明白白：“自凑些钱物把与阎婆”，又自掏银两打点州里衙门，把这桩命案生生压了下去。
再看宋江对朱仝和雷横这两个差不多级别都头的评价，差距就一目了然。他直言：朱仝有家私，不用给钱，只需讲人情就行；雷横“贪赌”，手里有了银子，怕惹事。这一句短评，基本决定了两人在他心中的轻重排序。
说到底，在宋江眼里，柴进、李应、朱仝这三人，都是“能为梁山筹码加码”的人物。他们排在鲁智深、武松前面，从现实权力运作的角度看，并不奇怪。
鲁智深、武松那一套，是“只讲义气不算账”；宋江和吴用在操作的，却是“义气外加算盘”，两边本来就不在一个轨道上。
三、鲁智深、武松真吃亏了吗？
说到这里，问题就变成了：以梁山整体利益和内部权力运作来看，鲁智深、武松排十三、十四，到底算不算吃亏？
有一点需要摆清楚：论战功和对梁山的实际帮助，这两位确实不是最拔尖的那拨。
鲁智深出场早，也有名头。大闹五台山、倒拔垂杨柳、拳打郑关西，这些事让他名声传播很广。之后在瓦罐寺救林冲、在野猪林相助、在二龙山落草，再到后来并入梁山，经历算得上精彩。但真正关系到梁山“存亡大局”的硬仗，鲁智深并不是主将，是“善战”，不是“决战担当”。
武松也类似。斗杀西门庆、景阳冈打虎、怒杀潘巧云张都监，这些都足够惊心动魄，在江湖上是响当当的英雄事迹。然而放到梁山的整体战争史里，他的关键战役并不多，更多偏向突袭、血战。重要没错，却谈不上超越绝大多数人的“决定性”。
再看看其他人：孙立卧底祝家庄，破局的关键人物之一；徐宁金枪破连环马，在官军对付梁山的策略中，连环马是致命杀招，而徐宁的出现，几乎扭转了梁山的命运；阮氏三雄和刘唐，在梁山早期积累实力阶段，出力极多。
这些人最终都排在鲁智深、武松之后。对比起来就会发现，天罡序列里给鲁智深、武松留下第十三、第十四的位置，已经算是“多给了几分人情”。
再把视野稍微放宽一点，看看各山头头领合流梁山时的待遇，会发现一条不太好听，但有点残酷的规律：原本坐头把交椅的山贼领袖，能跃入天罡的，并不多。
二龙山算是特例，鲁智深、杨志、史进三人，全进了天罡。反观清风山、桃花山、立节山、芒砀山这些地方的首领，多数被压入地煞。燕顺、王英、樊瑞在各自地盘上，何尝不是说一不二的人物？到了梁山，有的甚至连独立统兵的机会都不多，被安排做外围偏将，或者干脆成了某些天罡将领身边的“护卫”。
李逵身边那三位：鲍旭、项充、李衮，都属这种情况。放在原来地盘上，各自都是不好惹的人物，有的甚至能独立带伙立山为王。到了梁山，却成了别人的贴身护卫，局面变化可想而知。
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下，鲁智深、武松不仅进入天罡，还排在十名以后的最前列。对比那一大群“山头老大变副将”的人物，并不算“被冷落”，反而有一点抬举。
再看宋江、吴用的心理：这两人对梁山的整体战略，有自己的盘算。座次表，对他们来说，不只是面子问题，也是“控制权”的安排。
鲁智深、武松这类人，脾气冲，心思直，说好听是性情中人，说难听一点，是不太容易被操控。一旦把位置排得太靠前，给过高的实权，日后内部出事，不好收拾。排得太靠后，两人性子又不一定忍得住。放在十三、十四这个位置，就有点讲究：给足面子，同时又不让他们触碰梁山真正决策圈的核心。
有一段想象起来就很有画面感：宋江、吴用定座次时，吴用低声说：“花和尚、行者这两位，只怕不好轻压。”宋江笑一笑：“排在十名后头略前处，既显恩义，又免他二人掣肘。余人心中不平，自有他处可安。”
一句“自有他处可安”，背后是对各家山头、各路人马的统筹与安置。这种考虑，才是真正决定座次的东西。
四、座次之外：棋局里的角色与边界
再回头看那张名单，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：越往前，个人能力和名望固然重要，政治意义却越来越重。到卢俊义这里，这个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。
卢俊义武艺高强，这是明摆着的。他在北京城以棍棒扬名，水浒原著里，几大高手对他的评价都不低。和李逵、鲁智深、武松交锋时，他沉着应对，“越斗越勇”，实力可见一斑。
不过，宋江把他安排在第二位，不只是因为他能打，更因为他具有一种特殊价值：替宋江遮风挡雨。
宋江出身胥吏，有忤逆在身，名声再大，在士大夫系统和皇权眼中，也终究是个“黑道起家”的人物。卢俊义就不一样了，他是京师富户，有家业，有名望，形象更“干净”。当梁山要和朝廷谈判、要接触更高层权力时，卢俊义，是一块“门面”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卢俊义排在第二位，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是看个人武力，而是看他在整盘棋局中的位置。换成人话：这个人，能不能让梁山在和朝廷博弈的时候，多一分筹码，多一个说话的身份。
鲁智深、武松在这方面的作用，就明显弱了。两位都是“有故事”的人：一个是出家和尚，有杀人前科；一个是行刑军卒出身，血案在身。用来震慑江湖，再好不过；用来对接权力系统，就显得“棱角太硬”。
宋江和吴用在安排座次时，考虑的就是这种“棱角”。他们一边要照顾兄弟间的情义，与鲁智深、武松这类人保持良好关系；一边又要考虑未来招安、分封、对接朝廷后的权力布局。前面十二位，多半是未来可以摆上台面的干部，后面则分割为战将与偏将。
从这一层看，鲁智深、武松落在十三、十四这个位置，就有点微妙：他们被划入“主将圈”，却被挡在“核心权力圈”的门外。既不让他们感到被冷落，又掌握住实际话事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围绕鲁智深、武松的争议，大多集中在一种朴素的“好汉崇拜”上：谁更仗义、谁更能打、谁更硬气。可从梁山这种半军事、半政治组织的运作逻辑看，衡量一个人位置的标准，永远不止这一条。
梁山的好汉中，有单论武艺就能排进前列，却被压到后面的人，也有战功赫赫却只能在地煞排队的人。原因说穿了并不复杂：座次，是人情账，也是政治账，更是钱和资源的账。鲁智深、武松在这三本账上，有的地方亮眼，有的地方就没有优势。
说到底，这两位要真计较起第几名来，反倒不像他们的性格。
鲁智深看破红尘，在六和塔下圆寂时，不再念叨什么座次虚名；武松断臂之后，终老六和寺，也没再提起梁山的官职封赏。对他们来说，当年曾经在梁山占过一个“天罡”位置，既算是江湖上的名头，也算是对过往经历的一种盖戳。排第几，实在不重要。
真正把这张名单看得很重的，是那些还在算计出路的人，是那些把头衔当成通路的人。梁山这张座次表，其实更像一面镜子：照出每个人对权力和名分的态度，顺带把宋江和吴用的盘算，也映了出来。
从这种意义上说场内股票配资，鲁智深和武松排在十三、十四，既没吃亏，也谈不上大占便宜。若真要说“占便宜”，大概在于：他们拿的是天罡的位置，却免去了天罡该承担的那份政治风险与权力负担。这种“轻身而名重”的状态，在那一百单八将中，其实并不多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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